这份近例的疫情分析报告,有哪些重

理性分析辨证看

2月12日，医学预印本网站“MedRxiv”在线发表了一篇样本量近例的COVID-19疫情分析。研究结果表明，COVID-19的预估病死率（CFR）约为3.06%，基本再生数R0约为3.77。

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分析，由中外科学家协力完成，通讯作者包括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国家疾控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科学家。

研究一共纳入了1月26日之前，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份报告病例，包括份（45.35%）确诊病例和份疑似病例。

文章题目：新冠病毒在中国暴发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

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相比，这项近人的大样本研究，主要为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新的亮点：

老年男性新冠肺炎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

R0、Rt值浮动与多个因素相关；

病死率计算的准确性衡量。

不过，在一一解读这些亮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研究得到了哪些结果？

样本基本特征

从确诊病例的基本特征看，55%为男性，中位年龄49岁（33-65岁），近七成为30-65岁，且以56岁人数最多（人）。另外还有14名10岁以下新冠肺炎儿童确诊患者。

武汉地区确诊患者的患病率（每人的平均患病人数）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50岁以上中老年人患病率最高。但全国除武汉的其他地区，年轻人有更高的患病率；男性患病率0.31，女性稍低，为0.27。

此外，重症、轻症及无肺炎临床表现患者的人数、中位年龄及中位确诊时间有很大不同，且武汉地区的轻症肺炎患者及无肺炎临床表现患者多于全国其他地区。

死亡病例及病死率

从死亡病例看，截至1月26日，已有58例确诊患者和18例疑似患者去世，其中55例为重症患者，3例为轻症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占总确诊重症患者的近6%。

从病死率（CFR）看，确诊患者的CFR值约为1.44%（95%CI：1.1%-1.86%），重症患者则高达5.88%。

由于截至研究结束时，仍有大量确诊及疑似患者预后未知，因此，上述死亡例数并不能计算出真实准确的COVID-19CFR。对此，研究者采取了多时间点计算，取平均值的办法：将时间节点设定为年1月26日前的5-8天。即计算出1月18日-1月21日每一天的CFR，再对所有结果取平均值，得到调整后的病死率。从结果看，调整后CFR值为3.06%（95%CI：2.02%-4.59%），男性近乎是女性的3倍（4.45%:1.25%）。与年轻患者1.43%比较，60岁以上患者的CFR值高达5.3%（95%CI:3.25%-8.46%）。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患者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中的两个，则意味着其CFR更高：男性、60岁以上、重症肺炎患者。若三个条件均满足，CFR值可高达9.47%。

R0、Rt值计算

最后，研究人员根据例流行病学和接触史明确的患者资料，计算出COVID-19的中位潜伏期约为4.8天。

若按照平均潜伏期5天，平均感染期7天来计算，在年12月25日-年1月12日间，R0值大约为3.77（95%CI：3.51-4.05）。虽然该值比此前国家疾控中心团队基于例患者流行病学资料得出的R0值2.2要高出许多，但我们应当注意，3.77是以“1月1日前，%病例上报率”为假设前提计算得出的。

若考虑病例上报率及患者疾病进程差异，R0值将在2.23-4.82间浮动。且感染期、传染期越长，病例上报率越高，R0值相应越大。

此外，研究人员还计算了有效再生数Rt（effectivereproductivenumber），该值是用来衡量，在采取相关干预措施，或将其他因素考虑在内，如天气变化时，由传染病引起的继发病例数。防控传染病的目的就在于让Rt降低至1以下。

结果显示，年12月25日后，Rt1，并在年1月3日左右达到峰值8-15，1月16日前后，Rt重新回归至1以下。研究者表示，Rt下降很有可能与疫情数据上报延迟有关，与疾病传染能力下降无关。

亮点讨论：

老年男性新冠肺炎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

对于这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解释道：“这可能和‘与病毒结合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受体在亚洲男性肺部更为常见’有关”，该解释与此前同样发表在“Medrxiv”上的一篇题为《Single-cellRNAexpressionprofilingofACE2，theputativereceptorofWuhan-nCoV》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

该研究通过对8名正常肺移植捐献者的肺组织进行单细胞测序RNA-Seq技术后发现：COVID-19的受体ACE2在亚洲男性肺泡细胞中高表达。换句话说，仅从病毒受体方面分析，亚裔人群可能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尤其是亚裔男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得出了“2名男性供者的ACE2表达细胞比例高于其他6名女性供者”、“唯一的亚洲供体（男性）的ACE2表达细胞比率远高于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供体”两个结果，但由于样本量太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并不能由此得出“COVID-19更易感染亚裔男性”的结论。

R0、Rt值浮动

文章提到，患者病史和病例报告率会影响R0值的大小。且当感染期、传染期越长，病例上报率越高，R0值也相应越大。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R0的动力学公式来理解：R0=kbD。

其中：

k是每个感染个体，每单位时间，和易感人群的接触次数；

b是感染病例与易感人群之间，每次接触的疾病传播概率；

D是感染的平均持续时间。

从患者病史来看，当患者每天接触不同人群，或与同一人群的接触次数不同时，k即不同；其次，即使与易感人群接触，当易感人群做好预防措施，如佩戴有效口罩、勤洗手等，也会相应减少每次接触的疾病传播概率，即b值降低。

从感染期、传染期时间来看，一旦发现自己有发烧等症状，立即自医院隔离就诊，会大大减少感染的平均持续时间，即D值。

最后，不同的病例报告率会使患者病史的统计结果产生差异，也会直接影响感染期及传染期的时间统计。

Rt值的浮动则更多由时间变化显现。由于Rt主要反映在采取相关防控措施或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由传染病引起的继发病例数。因此，对于Rt值浮动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其与实际防控情况相结合来理解。

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12月31日，武汉官方首次披露发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在此期间，武汉市卫健委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医院已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了多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按照7-14天潜伏期进行推算，首批感染者的最晚发病时间也大约在25日前后。1月2日，官方通报的第一批病患最后一名发病者被确认。与随后的发病者相比，首批感染者的疾病传染能力应当最强，因为他们与易感人群的接触次数更多，疾病传播概率更大，感染的平均持续时间也更长。因此，Rt值在1月3日左右达到峰值便不难理解。

随后，有关COVID-19的病毒调查及相关防控陆续工作开始。但直至1月16日，官方通报仍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但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8、19日，武汉官方通报的总新增病例数也较之前有大幅增长。由此来看，Rt值是否真的下降还有待验证，研究者也对此评论：“Rt值下降很可能与疫情数据上报的延迟有关，与病毒的实际传染能力下降无关。”

病死率准确性判断

最后，我们来看看病死率的准确性应当如何考量。

研究者使用分时间点计算，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出了调整后的病死率。

但研究者强调，“许多轻症死亡患者并未计入死亡患者数据内，因此，即使是调整后的病死率结果，我们依然要谨慎看待。”

在这里，轻症死亡患者是否应当计入死亡数据，有一个前提，是需要明确这些轻症患者是否死于COVID-19。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计算时应将这部分人群考虑在内。但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当轻症患者病情加重转为重症患者，且并未及时入院治疗，医院外死亡。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究竟应当判定为轻症还是重症？真正死因又应当如何判定？

此外，样本整体是否具有代表性也会影响病死率。本研究提到，年龄较大的重症男性患者拥有最高的病死率。但在本研究中，65.35%确诊患者来自湖北地区。也就是说，研究样本本身可能已经含有较多病死风险较高的患者。因此，该结果是否能够代表患者整体还有待细思。

自疫情暴发至今，有关COVID-19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从已有结果看，患者基本特征相差不大，但若涉及关键衡量指标，如病死率、基本再生数等，研究结果则显示出了较大差异。

作为读者，应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去辩证看待。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有价值的研究出现，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冠肺炎这一新发传染病，从而更有效地进行疾病防控。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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