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疫情时期现代化危机的思考基于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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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基于人对自然界规律的把握和利用，伴随第一次现代化发展下的工业文明在创造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藏种种矛盾。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发展造成重创的同时，也逐渐揭示了粗放型的第一次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本文将基于对我国在工业文明现代性的批判，对我国在后疫情时期中如何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提出解决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现代性；生态现代化

一、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工业文明

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文明产生的“地理决定论”，即现代世界的差异在于不同的大陆上的人类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速度发展，而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带来的问题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起因。[①]各个人类文明作为物质积累与意识形态的历史集合，在诞生伊始就决定了与众不同。马克思则认为把地理环境看作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地理决定论”是错误的，应该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社会发展影响、尊重自然环境的规律，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②]

（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物质前提。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③]生产劳动实践使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建构自己同自然界的关系，这就使人把自己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提升为一种社会性、主体性的存在。人通过发展自身需要，在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界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的演化到人类社会的形成，是自然界史上的一巨大的飞跃。

在看待自然作用对社会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同时又必须看到其并非决定性作用。它既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面貌，也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历史的进化和发展是在劳动生产基础上实现的，自然只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社会历史的运动已经进入社会选择的进化方式，社会具有何种性质、面貌、何时进行变革主要是由社会生产的方式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提高，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二）文明范式与文明进步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对于研究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准则、方法等集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杜明娥、杨英姿指出，“文明范式”指某一社会形态所赖以运行的基本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的有机构成体系，它规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向，具有广泛的公认性、整体性和范导性。[④]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体现着人类文明状况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意味着不同的文明范式，都有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理念、科技功能、价值观念、运行方式等表现出来，也将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结果。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就是文明范式的转型。当一个社会不断累积着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在现有理念、模式、制度框架下无法得到适当的解决的时候，实践就提出了变革的要求，既有的文明范式就处于不断的被反思、修正乃至否定之中，最终形成全新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制度框架，这就意味着文明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文明范式的转型，社会发展也将由一种形态更替为另一种全新的形态。

“文明“一词代表着人类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它以社会生产的积极成果展示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成为人们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人类文明进步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首先，人类文明呈现从混沌走向有序。文明的出现表明社会有机体实现着有序运行，各个子体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从史前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与自然界从物我不分的矇昧状态转向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其次，人类文明呈开化、进步的状态。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不是单一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诸要素的有机结合，只有各要素持续上升发展才可能量变形成质变使得文明进步。最后，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科技进步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从重复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得以追求更高境界，伴随科技进步人类文明的形式也进行着一次次变革，文明的形态直接取决于科技的水平，科技不仅变革着人类生产形式，而且带来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革新。[⑤]

（三）伴随第一次现代化而发展的工业文明

如果说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尚是浑噩的“自在之物”，那么进入农业文明时期的人类则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开始主动地调整人与自然地关系，成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有意识的“自为之物”。”总的来看，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受限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对自然开发利用的局部性、表层性，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与现代化大工业的出现，在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的威胁。

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⑦]

1.工业文明下的社会变革

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公式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随着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开始取代手工工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人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由过去简单地消费自然物变为越来越多的加工改造自然物，由过去对自然单纯的依赖顺应关系变为征服改造关系。其哲学表达式主要表现为人统治自然，随着人类思想从中世纪宗教信仰的矇昧状态中获得解放，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逐渐形成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⑧]

在动力机器和化石能源的帮助下，建立在个人才能、技巧和经验上的小生产被基于科学技术成果之上的现代化大生产所取代，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环境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被大规模的改变，人类的活动领域极大扩张，人类的物质欲望与日俱增，工业文明生产出了丰富的商品供社会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空前发达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在此之上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

2.工业文明下的现代性理论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以二元论、主体性为哲学基础。“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是灵与肉的分离、感性与理性的分立、你与我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作为现代社会的特性和属性，“现代性”以物质性、工具性、自我中心性、个体性为核心理念，并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了一种片面的狭隘的知识和理性标准，以此来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这一标准推崇的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的是人类如何凭借科技的发展而尽可能地开发、占有、使用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为此他奉行占有、使用、增长、扩张，在自我与他人（他人他物和自然界）的关系中追求的是征服、控制、掠夺、剥削。[⑨]

工业文明以“人类主宰自然”为理论依据，以对自然的巨大损耗为代价，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工业文明内在形成的、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

工业文明依赖于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的发展方式，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必然导致自然与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直至失衡，因此人类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突破工业文明的旧框架，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二、新冠肺炎疫情揭露了第一次现代化进程的矛盾

“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同行，仿佛是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⑩]

（一）城市化与疾病泛化

传染病的历史一直完全依赖于人类文明所构建的生态环境。殖民是建立人类和新疾病联系的重要推手，传染病来自于爆炸式的人口增长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群间的相互联系，热点区域的相互联系等方面。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利于细菌传播的人口密度；贸易网络的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得以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导致了“文明疾病池”的汇聚。[11]

瘟疫正是覆灭快速发展城市的西罗马帝国的元凶。公元2世纪被誉为“安东尼瘟疫”的天花大流行、公元3世纪被誉为“西普里安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公元6-8世纪被誉为“查士丁尼瘟疫”的腺鼠疫。三场大瘟疫和公元4世纪气温骤降的小冰河期直接中断了这个人口、城市、财富迅速增长的西罗马帝国的发展进程，并直接导致了西哥特帝国的侵略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登上历史舞台。

城市化为西方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西方现代化起始表现为对外殖民和财富掠夺两个过程，并在此之上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更进一步加剧了对外的掠夺。城市化一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人口因素和人口密度，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聚集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城市化率提高的同时意味着生产、贸易效率的提高。城市化实现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土地资源这一层面达到顶峰，人类在土地上“征服”了自然。

中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年改革开放而飞速发展的，主要表现在城乡结构的发展、集约型产业的发展、市场的发展、人口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等方面，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也为疾病的流行和传播提供了有利途径。70年代的麻风病，80年代的艾滋病、乙肝、脑膜炎，年SARS，年的H1N1甲流，年的登革热，年的猪瘟、COVID-19等病毒都伴随着城市化下的人口增长和集聚而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正在不断地成为当代传染病发展的元凶，不可见的传染病也逐渐成为悬在城市化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金融现代化与生态危机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无限逐利的资本逻辑，征服宰制的行为方式，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冲突及生态不和谐的根本原因。[12]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侵略，源于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开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生态侵略。跨国公司作为垄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跨国公司承担着产业转移、污染转移、风险转移等资本主义社会责任，形成“发展是我的，污染是你的”的畸形社会发展形式。

金融现代化的生长过程就是人类如何凭借科技的发展而尽可能地开发、占有、使用自然资源，对内占有、使用、增长、扩张，对外征服、控制、掠夺、剥削的过程。

金融现代化和生态危机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现代化下的产业转移是生态危机的基础，过高的汇率导致低利润的低端集约型产业在本国失去生存空间，使其不得不向劳务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带去了污染和资源消耗；产业转移进一步推动金融现代化和生态危机的发展，拥有高利润的高端科技型产业是保证总体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推动本国汇率的稳定和长期上升。在产业转移和发展金融现代化的同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过程，就是“宗主国”向“殖民地”的生态侵略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的现代型生态危机。

三、对后疫情时期第二次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人类实践而言，自然界是人类及其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和能量，最终都来源于自然界。在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中，社会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人总是按照自己的内在需要不断的去改造自然，占有自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自然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面对当代实践能力空前提高、实践的破坏性也随之增大的趋势，我们应该更加慎重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自觉地认识和尊重自然界固有的规律，树立普遍的生态意识，把人与社会的发展放到一个更广泛的系统——生态系统中去考虑。

（一）我国的现代化方式选择要实事求是

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开疆拓土因受到了当地土著的强烈反对，因此选择从非洲以黑奴贸易的形式对美洲进行开发和资源掠夺，同时欧洲对美洲实行殖民化，大量的欧洲人口从本土流向殖民地，而各种资源则被源源不断的从美洲运回欧洲本土。一方面帮助殖民地进行管理活动，另一方面减轻了欧洲本土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源负担。而两者对西方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缺一不可。

张维为教授认为比起以现代政治、经济、国防、法律、教育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国家”。东方文明则更像是视国家为自身文明的监护者与管理者，其职责是保护自身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合法性蕴藏于自己的历史中的东方“文明型国家。在“大禹治水”和“尧舜禹禅让”故事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和家国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国悠久且持续的历史构成了中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德施普也、天下闻名”的世界伦理。[13]即在国家治理上崇尚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上崇尚共同富裕，在为人处事上崇尚中庸之道，在万国之间崇尚和谐共处。

我国在改革早期把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种科学理念拿出来用，并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等政策，但却无视了光鲜亮丽的“现代化”背后罪恶之极的“现代性”理论。这个现代性理念是不可重复的，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国家政权作为自身文明的监护者与管理者，[14]因此无论是削减人口或是对外掠夺完成原始积累都是不可实现的，因此“现代化”在我国一定会发生“水土不服”。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自于建国初期对于地主、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赎买，并以此推动国家早期的发展。原始积累的原因不同、原始积累的方式不同、原始积累的目的不同，因此原始积累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继续走西方的“现代化”老路，必然会走向歧路。解决办法唯有“实事求是”。

（二）我国的现代化需要更加依靠乡村建设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农民，则是连接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纽带。工业革命的意义，就是拓展了纽带的生产方式，从体力到动力、农民到工人、农业到工业、从而达到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的飞跃式进步。而从历史上看，人类则从遵从自然规律向试图改变自然规律转变，从向自然良性索取倒向不可逆的掠夺，并随着工业进程不断加深，因此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的不平衡发展之上的。

土著往往代表着当地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15]中国农村孕育的中华文化，在农村实现了长期以来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至今为止所有的财富。中国农村不仅帮助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实现硬着陆，中国农村也在客观上提供了发展战略制定的大后方。

若以西方的GDP计算方式，我们要片面完成21世纪初的翻番任务凭借资源出售即可完成，但这种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违背了我国的“土著”思维，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维。因此，如何在实现工业文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避免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危机，需要我们更加依靠发源了中华文明的中国农村。不仅需要狭义上的“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经济上的振兴，更需要在更广的维度上实现人与自然的振兴。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和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挖掘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我国的现代化要追求实现生态现代化

第一次现代化所造成的消极负面生态后果，促使现代化必须充实生态内涵、实现生态转向。由此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耦合发展就成为现实需要和历史必然。实现生态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生态环境问题是技术性问题，而非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生态理性具有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国家明智”的条件下可以协调发展，实现共赢；科学技术革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先驱国家”的示范，民族国家的主导不可或缺。

1.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发展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第一次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实现它的模式和手段造成的。被物质性、自我中心性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发展，实际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文明旨在对此进行超越，实现理性发展，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不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

生态危机是在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产生的，那么他的解决也须在生态型现代化建设中完成。具体地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物质基础、科技创新、科学规划、体制机制创新、理念观念更新等，这些恰恰是现代化的内涵所在，他们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现代化完全能够相互依托、正向影响，从而形成文明范式生态转型的发展模式支撑和物质基础。

现代化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等方面的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现代化注入生态内涵，旨在消除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是粗放型的传统现代化实现生态转型，创新具有生态内涵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最终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整体性生态转型。无论是作为文化观念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形态，抑或是作为事件推动过程，生态文明的实行和实现均需要现代化发展战略作为其现实路径。

2.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模式

生态现代化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既要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又要通过现代化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模式，应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为价值理念，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为实现目标，发展低碳、绿色、循环、生态经济，建立公平正义、普惠民生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培育生态意识，建设生态文化，致力于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模式，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和逐步发展完善，推动着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的牢固树立，为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建设舌尖模式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理念则需要通过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来践行和实现，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是在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的不断探索和推动下逐步展开和达成的，而模式的探索和建立又是在具体的个案实践中完成的。

生态现代化要追求的一方面是超越二元论、个体性、自我中心性、物质性、工具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确立整体性、联系性、精神性、和谐性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使现代化更具有生态内涵；另一方面是破除工业文明下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资源浪费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6]

[①][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4-5页。

[②]肖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页。

[③]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④]杜明娥主编：《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1页。

[⑤]薛建明：《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第4页。

[⑥]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年，第页。

[⑦]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⑧]薛建明：《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年，第10页。

[⑨]杜明娥主编：《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⑩]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1][美]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第22-25页。

[12]杜明娥主编：《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